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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工经所课题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路径研究

作者:社科院工经所时间:2021-03-18

摘要: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在何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其动力机制为何上仍未达成共识。本文在厘清产业链供应链构成要素基础上,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和要求,从构成主体层面和结构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就是要使其更适应中国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的要求和新一轮技术变革的要求,为此,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提升应包括创新能力更强、附加价值更高、更加可持续、更加数字化、更加安全可靠、更加公平、更加协调顺畅等维度。在分析既有产业链供应链升级类型基础上,本文从较为基础的层面将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区分为终端需求驱动、要素供给驱动、区域产业布局驱动和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驱动四大基本动力机制。在分析四大动力机制发生作用方式和面临主要约束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突破约束的路径建议。

一、引言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保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给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产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现阶段,中国尚未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优势转化为制造业强国优势,部分核心环节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基础能力不足。针对产业薄弱环节,通过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进一步增强中国产业发展基础能力,在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影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重要环节上取得突破,有效解决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卡脖子”问题,对整体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有重要现实意义。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不高造成中国现阶段国内大市场循环供给质量不高,不能有效满足消费者对消费品转型升级的要求,使得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不能很好地实现动态匹配。在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提升供给质量、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堵点的关键(黄群慧,2020)。

由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意义重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要求,强调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成为中国“十四五”时期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重要任务,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这一要求被提出后,相关研究大量涌现,对何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以及如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国内不少学者做出了大量探讨(黄群慧,2020;黄群慧和倪红福,2020;苗圩,2020;刘志彪,2020,2021),但有关加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研究仍不成熟,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为何,其动力机制、基础制约及突破路径为何的研究亟需厘清和深化。本文将在探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动力机制类型,并基于动力机制分析,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具体路径。

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内涵界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任务之后,国内学者对何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广泛讨论。从研究视角看可分为四类。一是从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关系出发界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如黄群慧(2020)认为,理解产业链供应链要从价值链出发,价值链决定了产业链和供应链,提升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指一个国家推进其产业链供应链向高附加值延伸、强化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实现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的过程。二是从自主可控角度出发界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如刘志彪(2021)认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对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具有长远的、基础的和重要的战略意义。他提出的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包括六个方面,即产业创新性、产业安全可控性、产业间联系的紧固性、区域间产业的协同性、产业组织的灵敏性和柔性以及产业链治理的现代性。三是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界定,把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视为产业现代化内涵的延伸、细化(罗仲伟和孟艳华,2020)或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芮明杰,2020)。四是目前采用最多的一类界定的角度,就是混合型,即从多个角度、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进行界定(盛朝迅,2019;蔡进,2020;张其仔,2021)。综上不难得出结论,学术界尚未就有关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内涵达成共识。深入梳理相关文献,也不难发现关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内涵的讨论存在相似概念边界模糊、讨论的逻辑起点不明晰的问题。

要科学地界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内涵,首先需准确把握产业链供应链的本质特点。2004—2010年间国内曾出现过一波研究产业链的高潮,但当时并未对何为产业链形成共识。对供应链的研究虽然较早,管理学上对其也有较明确的定义,但将产业链供应链放在一起,供应链也就变成了产业链的一种特殊形态,此时,对产业链认识上的分歧也就影响了对供应链的认识。要在何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上达成共识,首先必须就何为产业链供应链达成共识,才可能清晰界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内容边界。产业链供应链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分工协作网络。所谓特殊,就在于它既不同于基于产业间分工而形成的网络,也不同于基于产业内分工而形成的网络,而是一种基于产业链分工而形成的网络,其典型形态是模组化纵向网络。模组化纵向网络的运作逻辑是,一种产品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等环节被“片段化”,各个“片段”需通过链式集合后才能形成最终产品。产业链供应链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协作网络虽具有上述特殊性,但作为一种网络,仍不失其“网络”的一般规定性,就是其仍由两类要素构成,即主体要素和结构要素。主体要素为构成产业链供应链的“节点”,一般为企业,也可为地区或国家。结构要素为构成产业链供应链主体间的关系。把握了产业链供应链的主体构成及特性、主体间的关系,也就把握了产业链供应链的运行逻辑。由此,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内涵界定就应从主体和结构两个层面入手。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既应包括主体的现代化,也应包括结构的现代化。

要科学地界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内涵,需要准确把握产业链供应链提升的时代背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就是要使其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建设现代化国家过程中所需要完成的一项重点任务,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内涵是否合理,还要看其是否符合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和时代的要求。“十四五”期间,中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是要适应三大要求:一是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就是要提升创新能力、提高附加值,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更加公平,更加协调顺畅;二是要适应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的要求,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可靠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应对极端冲击的能力和水平;三是要适应新技术革命提出的要求,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能力和水平。

具体而言,从主体层面,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应包含以下维度:

(1)创新能力更强。构成产业链供应链主体的创新能力增强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核心。各国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要持续地实现经济增长,依靠推进创新驱动的内涵型经济增长最为重要。一段时期内,一个国家实现创新驱动的内涵型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实现,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通过技术引进的方式来长期支撑增长。一个国家越发达,离国际前沿技术越近,靠引进技术方式实现内涵型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越小,对通过自主创新的方式实现内涵型经济增长的需求就越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素质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创新活动已经形成了部分领域处于追赶、部分领域处于并跑、少数领域处于领跑的新格局,但仍有不少关键技术和能力对国外依赖较大,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仍较突出。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产品、服务需求的能力,对推动供给体系形成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对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形成有较大约束(张其仔,2020)。

(2)附加值更高。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凭借劳动力规模大、成本低的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为全球产业分工的深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伴随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优势不再明显,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传统的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方式面临巨大挑战,对此,必须通过进入产业链供应链更高价值的环节加以应对。创造更高的附加值对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有可持续性,必须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内循环,中国目前市场规模相对较大,内生需求的潜力还不小,但国内大循环要不断扩大,还需在挖掘现有需求潜力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支撑市场规模扩展的收入基础,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这个问题一部分可通过推进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建设加以解决,但在推进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建设的同时,更需依靠企业创造更高附加值的方式加以解决。创造更高的附加值对中国产品或服务质量、技术复杂度要求更高,因而这不仅是嵌入全球价值链更高位置的要求,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要求。

(3)更加数字化。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最重要特征是推进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据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这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原因在于,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可缩短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距离,可促进生产要素投入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实现产销者一体化;数字化可推动人、设备和系统等要素的连接,可形成新的企业价值创造链;加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引导企业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可将大量隐性知识显性化,压缩企业间技术、知识交流的时空距离。

(4)更加可持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已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必须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应有利于更加可持续。这不仅要求企业在单一产品、单一流程、单一功能、单一环节上实现绿色化,而且要求实现全域的绿色化,包括绿色创造、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金融、绿色消费、绿色管理等。

从产业链供应链结构的角度考虑,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具体应包含以下维度:

(1)更加安全可靠。产业链供应链具有网络化的特点,一个节点或链路受到冲击会很快传染至其他节点和链路,进而对整个网络造成冲击放大化的风险。使产业链供应链更加安全可靠,就是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抑制这种放大的风险,包括增强抗风险能力、增强快速恢复能力、增强极端冲击情况下的结构调整能力和创新转型能力,特别是要增强抵御核心要素、关键技术受到突发性冲击所引发风险的能力,减少对“卡脖子”技术的依赖程度。

(2)更加公平。产业链供应链是一系列利益主体的组合,其运行必然涉及利益分配。只有在利益分配上实现公平,产业链供应链才能实现整体效能的最大化。但构成产业链供应链的主体,其能力基础、市场势力差别很大。主导企业能力基础强,市场势力大;配套企业能力基础弱,处于从属地位。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发包”企业能力基础强,处于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的“接包”企业能力基础弱,处于弱势地位。企业间能力基础和市场势力的强弱,为强势一方挤压弱势一方提供了条件,容易产生不公平竞争,形成不公正的利益分配链条,长此以往,不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要求利益分配更加公平,但不是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而是形成一种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关系、防止强势一方利用市场势力的多方共赢的治理机制。

(3)更加协调顺畅。产业链供应链是一个复杂系统,多种主体、多种目标、多种要素、多个层级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协调顺畅的难度较大。此类复杂系统要更加协调顺畅运行,则必须具有柔性化的特征。产业链供应链更加协调顺畅的核心是柔性化:①产品柔性化,可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协同供给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②采购柔性化,可协同原材料供需、价格信息,协同保证上游产品供给稳定;③物流柔性化,可根据顾客需求变化协同提供相应的异质化物流服务,包括形成稳定且高效的物流体系;④创新柔性化,能适应市场前沿需求,进行异质化协同创新;⑤信息柔性化,能够有效处理、传递异质化信息。

三、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动力机制

要有效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不仅需要厘清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内涵,而且还必须把握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运行的逻辑,就是要把握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厘清其基础制约。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过程一般也可理解为经济升级的过程。Humphrey and Schmitz(2002)在探讨经济升级时,将其分为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或产业链间升级。此后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升级的其他类型,包括融入价值链、后向关联升级、终端市场升级(加里·杰里菲等,2018)。上述不同类型的升级受不同的因素驱动和制约。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或产业链间升级、后向关联升级与要素供给相关,主要受要素禀赋升级制约;终端市场升级就是指进入新的标准、质量要求更高的市场或更大规模的市场,因而主要受终端需求因素制约;融入价值链,主要受区域产业布局和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的制约,属于产业组织的因素。所以,根据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所受制约不同,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动力机制可分为终端需求、要素供给、区域产业布局和融入全球产分工体系驱动四种类型。四种动力机制之间虽然存在相互影响,不能截然分开,但其运行机制并不完全相同。

1.终端需求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理论上,终端需求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路径,可分解为需求质量效应、需求规模效应,以及需求互补效应。分别反映的是终端需求的质量、数量以及生产性服务投入与制造投入互补效应拉动终端需求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诱致效应。

(1)需求质量是诱致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表现为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迭代。终端需求质量通过相对价格渠道会对此产生影响。需求质量的提高会提升高质量产品的效用水平,改变高质量产品与中低端质量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进而影响最终品生产和产业链供应链上游企业的生产选择。最终品生产企业在更高质量需求的诱致下,倾向于通过创造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实现转型升级,最大化地满足终端消费者效用水平。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存在正向关联效应,终端需求质量提升通过下游最终品生产企业传递至上游,诱致上游企业通过转型升级提供质量更高、种类更多的资本品和中间品。因此,终端需求将通过最终品生产企业和产业链供应链上游企业联动,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2)需求规模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需求规模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重要的外生变量,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主要通过影响创新概率、创新收益和市场竞争程度等渠道发生作用。创新模式总体上可分为激进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从创新概率看,如果经济体中上述两种企业家的分布大致相似,则一国需求规模越大,激进式创新的潜在数量就越多,在泊松分布条件下更多具有应用价值的创新成果可能进入市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Acemoglu and Linn,2004;Acemoglu et al.,2020)。微观主体事前的创新投入需要获取垄断收益作为事后补偿。从创新收益看,一国需求规模越大,内部市场的潜在获利空间就越大,就越有可能更快地获得创新补偿,为高水平原创性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从市场竞争程度看,一国需求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催生较多的微观主体进入市场,竞争越激烈。在技术接近前沿的条件下,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企业倾向于通过高质量创新产生“竞争逃避效应”获取事后垄断收益(Aghion et al.,2005)。如把需求放在国际背景下考察,则需求规模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影响存在“母市场效应”(Krugman,1980)和进口替代效应,即国内有大量需求的产品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从而有利于扩大出口;国内需求规模越大,越能够将封闭市场的生产成本降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水平,从而有利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

(3)需求互补是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新型渠道。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新型渠道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度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服务型制造和智能制造发展水平,拓宽终端需求诱致效应的实现方式。需求互补通过影响偏好结构从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一国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产品具有单向互补关系,即消费者更为偏好内涵更多数量和种类、更优质服务投入的货物贸易产品(Ariu et al.,2020)。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促进研发设计、商务服务、通信技术等服务要素嵌入制造业产品,实现“研发设计+制造”“商务服务+制造”“互联网+制造”等更高水平的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型产品或服务发展,可显著扩展现有产品或服务的形态和模式,更大程度地丰富最终消费者的体验以提升其效用水平,进而降低消费者需求价格弹性,促进商品与服务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以全面提升其现代化水平。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增长国,现有14亿多人口的大市场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万亿元,其中,网上零售额11.8万亿元。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累计意向成交额达711.3亿美元,比首届增长23.0%。这表明,中国需求规模和需求增速均相对较快,但当前需求诱致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方面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和现实困境需要破解。

(1)最终消费率相对较低。纵向比较看,“入世”以后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62.2%下降至2010年的49.3%,同时,资本形成率由35.7%上升至47.0%。近年来最终消费率呈上升趋势,2018年上升至55.3%,其中,居民最终消费率占38.5%,但横向比较看,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主要发达国家中,2018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8.0%、55.6%、65.5%、52.1%;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分别为59.3%、59.9%、64.7%、49.5%。

(2)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拉大,不利于形成扩大内需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内生动力。纵向比较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473上升至2008年的0.491,2009年后整体虽呈现下降趋势,2017年基尼系数为0.467,但收入差距仍相对较大。横向比较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6年,美国、日本、德国、印度、俄罗斯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11、0.329、0.319、0.357、0.368。相比较而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仍相对较高,高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中国扩大内需的内生动力释放。

(3)创新链和产业链存在脱节现象,高端需求外流和低端需求相对过剩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据统计,2019年中国进口跨境电商市场交易额2.5万亿元,同比增长30%。同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达到1527.0亿美元,其中,境外消费奢侈品1052.0亿美元,全球市场占比约40%。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0%,显著低于进口跨境电商市场增长率。这表明中国仍有较大的内需潜力尚未充分开发,主要原因是国内商品种类、质量和品牌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消费结构中住房、教育和医疗消费占比相对较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新型消费占比相对较低。2019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支出中居住、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的占比分别为23.4%、11.7%和8.8%,三者合计为43.9%。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性较高的交通通信、其他用品及服务的占比分别为13.3%和2.4%,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以汽车消费为例,2019年,中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9.6%,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下降4.0%,总体上反映出中国消费结构失衡,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匹配度相对较低。

2.要素供给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要素供给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影响首先体现为其会通过比较优势影响最优生产结构以及其与生产结构形成互为累积的升级循环。对于要素供给与现代化的关系,新结构经济学着力最大,对其研究和刻画最为系统、充分和细致。在新结构经济学的体系中,要素供给采用的是禀赋和禀赋结构的概念。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互为累积因果关系。禀赋结构升级促进生产结构升级,生产结构升级促进禀赋结构升级。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通过相互累积的因果关系不断推动结构变迁,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看来,任何一个时点上,任一经济体都有给定的禀赋与禀赋结构供给,如生产结构符合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则其最具竞争力,能创造最大经济剩余,积累的边际回报率最高,由此,积累倾向最大,禀赋结构升级最快,生产结构升级最快,因此,禀赋结构决定了最优的生产结构(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产业链供应链可理解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生产结构,新结构经济学上述观点所直接针对的虽然不是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问题,但其原理同样也适用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即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最优的产业链供应链结构,通过创造最大剩余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反过来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变化,二者形成互为累积升级的因果关系。

要素供给还会影响技术变化从而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技术变化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具有特殊的意义,某些类型的技术供给会改变要素禀赋结构,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链供应链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讨论产品内分工时,卢峰(2014)列举了五项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同生产工序空间环节上的可分离性、不同生产工序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的差异性、不同生产区段有效投入规模的差异性、运输成本,以及交易成本。在这五大类影响因素中,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受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彼得·迪肯(2007)在分析全球产业分工的变化时强调,克服时空障碍的交通和通信技术等压缩时空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材料和产品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也使得市场在空间上大规模地扩展了,产业链供应链结构所对应的原有禀赋结构因此也发生了变化。即便是对于前三类因素,技术的发展同样也会发生影响,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着产品的设计方式和产品架构设计,使得产品在空间上变得越来越可分离,不同生产工序和区段上要素和规模支撑条件可更好地进行适应性调整,传统的要素由此便可进行新的分割、组合,形成新的禀赋结构。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正在涌现的一系列新的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提供了新型动力。例如,人工智能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机会和地位(刘斌和潘彤,2020),可以更有效地释放中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潜能(吕越等,2020)。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发展推动了生产服务型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的分工,使服务型产业链供应链与商品型产业链供应链联系更加紧密,为中国参与全球服务型产业链供应链创造了新的空间和条件。

对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相比于物质资本能起到更重要和更超前的作用。一国的人力资本状况决定其技术吸收能力和知识扩散能力。人力资本能够提高工人及管理人员应对不确定性及对前沿技术进行改造以适应本国环境的能力。人力资本还通过影响一个国家技术选择战略而对技术进步发生影响。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一个国家应采取严格遵循要素禀赋变动趋势的技术选择战略,一个国家如果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实施适度超前的技术选择战略更优(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

现阶段,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升级正呈现出良性态势,但也受到了一些挑战。例如,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升级互为促进的因果关系受到“双重挤压”的挑战。所谓的“双重挤压”,就是在面临发展中国家竞争压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传统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在过去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是中国制造业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但随着资源环境制约日益凸显、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优势弱化,低端生产环节竞争力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2020年,中国劳动力总数下降了0.8%;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城镇单位平均工资为90501.0元,较2018年涨幅达9.8%。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在未来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常态。中国近年来劳动生产率虽然快速提升,但劳动成本增速明显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速(白雪洁和于庆瑞,2019)。与此相对照,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成本优势逐渐显现,2016—2020年印度、马来西亚、越南劳动力总数分别增加了12.79%、6.91%、3.11%。此外,这些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还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扶助政策,例如,“印度制造优先”(Preference to Make in India)政策鼓励外资在当地投资设厂;2019年,越南工贸部贸易防卫局制定了“贸易防卫总体计划”,包括了钢铁、纺织、化学品、木材和农产品等产业,计划构建完善的工业体系,吸引外商投资建厂。这些国家在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环节对中国构成较大竞争。产业梯度转移、资本向低成本地区流动虽然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但现阶段中国传统上具有优势的产业链供应链存在被较快替代或转出的风险。如果在部分中低端产业较快转出去的同时,中高端产业能较快发展起来,这种转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不会造成影响。但中国在向中高端产业领域迈进的过程中却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生产结构的升级面临发达国家的挤压,因此,产业链供应链升级较易出现“断链”“掉链”“堵链”现象。中国对于因“双重挤压”而带来的挑战,如果应对不当,产业链供应链结构无法完全实现由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结构,不能创造最大剩余,生产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之间的良性互动链条就会因此受到损害。

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链供应链结构的良性互动需要以合理的要素配置机制为前提。何为合理的要素配置机制?合理的要素配置机制就是既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机制。尽管中国商品端的市场关系已基本理顺,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定价,但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配置离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配置要求仍有较大距离,要素的相对价格不能完全反映供求关系,市场主体获取生产要素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要素不能完全顺畅地流向最迫切需要的产业链供应链环节,合理的要素配置机制仍没有最终形成。

在构建合理的要素配置机制上,有两组关系始终是问题的核心。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挥市场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改革要实现的目标,但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存在溢出效应和信息协调失灵等问题时,同样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对于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理论和政策上的论述已较为清晰,但执行部门在具体操作时,越界现象却时有发生,结果造成要素配置扭曲,产生诸如“僵尸企业”、“空心”产业园区等现象。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除政府与市场边界在实践中不容易把握、相互之间存在“交叉地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的干预方式没有随产业分工向产业链供应链分工转变而转变。产业链供应链是一种更精细化的分工形态,对政府干预的侧重点有着新的要求。仅从产业政策看,产业政策主要包括水平型产业政策、垂直型产业政策、全球价值链导向型产业政策三种类型。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相匹配的产业政策,主要应是全球价值链导向型产业政策,其侧重点在于利用全球或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系或其动力提升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以产业链供应链在链条上的具体定位为目标。这与水平型、垂直型产业政策有着很大不同(加里·杰里菲,2018)。因此,在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出现后,产业政策只有随之转向全球价值链导向的产业政策,政府的作用才能得到更好发挥,但很显然,产业政策的实践并没有实现此种转变。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要素配置机制建设中需要被处理的另一组核心关系。部分地方政府出于局部最优化目标的决策可能偏离全局最优化目标,在产业政策选择上偏离自己的比较优势,追求过快的生产结构升级。同时为了吸引与生产结构相适应的要素流入,不得不采取税收竞争、土地补贴优惠竞争、人才落户补贴竞争等政策,这些政策短期内可能有利于高级要素的流入,但这种要素非自发性的流入往往是短期的,不能“落地生根”,也难以有效嵌入地方的产业链供应链之中。地区间对高级要素的过度竞争同时也会阻碍要素在整个经济系统的充分有效配置,不利于产业链供应链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区域间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3.区域产业布局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兼具产业组织形式与空间组织形式的双重特征,其在空间上表现为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因而在空间维度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可以理解为一个区域产业布局问题,区域产业布局可视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空间投影。Romero et al.(2009)在分析生产的分割时认为,空间分割是生产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对生产系统的复杂性造成重要影响,因此,区域产业布局反过来也会直接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1)区域产业空间体系是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的载体。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一个多尺度嵌套的系统工程,既涉及不同区域经济板块的宏观统筹调控,也涉及城市群、都市圈内部的产业组织构建;既涉及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链条培育,也涉及各级各类产业园区内部的产业小循环塑造。产业链供应链在不同空间尺度所处的生态位虽然迥异但彼此间存在明显的纵向关联,上下游分工协作的模式虽有不同但均以循环畅通为要,故相互之间存在影响和协同。若将企业视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产业链供应链则可视为企业间信息、知识、社会关系等各类“流”的集合。在特定尺度层面,合理的区域产业布局与分工所带来的临近效应,包括地理临近、制度临近、社会临近、组织邻近与企业文化临近等能有效推动企业,特别是上中下游企业间形成更为紧密的关系(Sorenson et al.,2006),进而更好地引导其“流”跨越行政边界、组织边界和社会边界,在不同区域空间分类高效汇聚,形成环环相扣、高效互动的网络。在纵向关联层面,不同尺度载体间的合理、高效嵌套与供需匹配为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的提升、大小循环畅通及多层化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提供了平台。

(2)区域创新体系是产业链供应链锻“长”补“短”的支撑。锻长板、补短板,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环节(盛朝迅,2019;苗圩,2020),对此,区域创新体系的支撑作用至关重要,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构建与产业链供应链锻“长”补“短”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演化关系。首先,锻“长”补“短”工作的开展有必要嵌入至创新要素相对密集的区域空间之中,以便企业主体与创新主体能够在搜索、交易与试错成本更低的前提下构建更为紧密的关键技术协作、面对面接触与默会知识传播等关系(Coffey et al.,2002;Watkins,201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0)。其次,随着“本地蜂鸣—广域管道”(Local buzz-Global Pipeline)式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织密(Bathelt et al.,2004;吕国庆等,2014;Balland et al.,2019),锻“长”补“短”工作也需跨越既定的区域创新体系边界,通过国家创新中枢突破关键的技术制约。跨区域创新中枢的作用在德国、美国的区域经济相关研究中已得到充分证明(Terwal,2014;Cassi and Plunket,2015;Balland and Rigby,2017)。

(3)产业的区域转移协作体系是应对产业链供应链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双向竞争挤压挑战的重要工具。中国既有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对欠发达的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相对比较发达,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种梯度势差是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客观事实,这既是发展挑战,也为有效应对同时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向竞争挤压提供了条件。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不同,要素禀赋结构不同,从而决定了它们之间存在最优生产结构的差异,在东部较发达地区失去优势的经济活动,转移到中西部,其优势并不会丧失。通过这种转移,中国在传统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优势可得以延续,中低端环节也就不可能过快地转到国外去。这种转移也会为东部较发达地区释放发展空间(周麟,2021),为其通过生产升级创造更大剩余提供了可能性。此外,在城市群、都市圈尺度,因势利导的产业转移协作也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内梯度分工,进而形成稳健的区域产业生态系统。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产业有序转移、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在重点领域布局一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举措,“固链、延链、补链”等一系列“强链”工程也在不同地区加速推进。但中国的区域产业布局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制约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问题。

(1)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布局优化。通过实施一系列区域发展政策,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过度不平衡的状况现阶段已有所改观,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在区域经济板块尺度,北方经济增速整体放缓、南北经济差距扩大、东北地区陷入“塌陷”困境等问题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论证(魏后凯等,2020;蔡昉等,2020)。在城市群、都市圈尺度,部分城市群、城市圈内部分化明显,高端创新要素呈现出过度向首位城市倾斜态势。京津冀地区,北京在发明专利授权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等各项指标上的领先优势在“十三五”时期大幅增强,天津、河北部分指标较“十二五”时期出现下滑。特别是天津,作为中国先进制造、研发重镇和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其研发人员流失严重,数量在2018年仅为“十二五”时期末的80.0%,研发经费投入占比由“十二五”时期末的3.1%下降至2018年的2.6%。在省域尺度上同样存在较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2019年,全国15个省会城市GDP占全省比重超过25%,10个省会城市GDP占全省比重超过30%,银川、长春两地GDP占比甚至超过全省的50%。在四川、湖北、湖南等中西部经济体量相对较大的省份,省会城市与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省内城市之间的经济体量差距非常明显,成都、武汉、长沙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绵阳、襄阳、岳阳的6.0、3.4、3.1倍。对于区域产业布局、创新体系建设亦或是产业转移协作体系构建而言,过度不均衡的区域空间基底会形成较大制约。在过度不平衡的区域空间格局下,区域间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协作容易形成“断点”,造成局部环节“塌陷”。

(2)区域间存在发生“堵链”“抢链”的可能性。产业园区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基本空间单元。通过精准施策推动主导产业链供应链实现良性自我循环与融入区域产业生态系统也已被相当一部分产业园区视为新发展理念下的能级跃迁目标,这就要求园区之间的协同共生与错位发展。然而现阶段,相当一部分园区面临来自相同地市或毗邻地区“邻居”的同质化激烈竞争,特别是在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层面。以中国区域经济的核心产业载体——省级开发区为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2018年《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测算,全国1991个省级开发区中,首位产业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开发区分别达到385、164、107个,其最邻近开发区首位产业相同的概率则均超过30%。这种同质化现象必然伴生出底价竞争与底线竞争等“竞次”型竞争以及低效工业蔓延现象的出现(杨其静等,2014;Liu et al.,2018),直接影响开发区的招商引资质量、企业生产效率与土地集约使用效率(Zheng et al.,2016;Ngo et al.,2017),发生“堵链”“抢链”现象。

4.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化是推动一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之所以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首要原因在于,它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使参与国获得由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益处。杨小凯(2018)指出,发展经济学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国财富能在给定资源数量的条件下增加。对于这个问题,他认为亚当·斯密早就给出了答案,就是个体选择其专业化水平的决策能够内生地决定一国之财富和生产力水平。专业化分工为什么能增加财富?学者已有很多论述,如认为分工,可节省自给自足时工作改换发生的费用;可节省原材料,增加工具的利用率;可使每个操作简单化,有利于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可节省学习费用,增加整个社会获得知识和积累知识的能力,等等。虽然分工有多种益处,但分工受市场容量的限制。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可突破国内市场容量的限制、扩大市场需求规模,因而有利于分工的深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不仅可获得分工深化的收益,而且可获得新的学习收益和技术溢出效益。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为企业提供了更好获取信息以及快速学习新技术和技能的机会。由于与全球产业分工相关的贸易和投资通常采用了更高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全球通行的商业标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而获取新的竞争力和技能(加里·杰里菲,2018)。通过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贸易和生产体系,企业可通过“用中学”“干中学”等提高技术水平。因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而引发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母国技术水平的提升从而帮助母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和优化(Jude,2016;Hamida,2017)。对外技术获取型投资能够产生较为显著的溢出效应,并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形成的正向关联效应,在同行业和上下游行业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和市场势力。

经济全球化极大提高了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世界范围内资源整合、要素流动带来了全球共同发展的红利。“二战”结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迅速崛起,就得益于本国具有成本优势的劳动、土地等要素与资本、技术等国外流入要素的全面结合。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资本密集型、创新密集型产业链供应链中,中国在创新密集型产业链供应链上对欧美依赖较大。全球创新密集型产业链供应链的总体格局是,美国处于链条的最高端,美国企业通过前沿技术创新成为很多链中的“链主”;日本、德国形成了“生产+创新”的二元参与模式;英国和法国主要采取技术创新占领部分领域前沿;韩国主要通过技术在制造领域获得优势,中间品和最终品自给率较高。中国参与全球创新密集型产业链供应链的主要风险在于,这类产业无论是从供给侧或需求侧看,对国外都具有高度依赖性(张其仔和许明,2020)。创新密集型产业链供应链对外依赖性强,反过来阻碍了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容易造成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在低水平上的均衡。

创新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核心,因此,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提升需要创新链的支撑。国内创新链与产业链供应链的关系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协调型、滞后型、超前型。协调型是指国内的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结构相匹配,相互之间可以有效地相互支撑;滞后型是指国内的创新链结构升级落后于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升级,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升级严重依赖于国外创新链的支持;超前型是指国内的创新链结构升级超前于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升级。这三种类型在中国虽然都存在,但滞后型现象较普遍,中国不少创新链对外依赖性强,而且多元化程度不高。根据谷歌专利(Google Patent)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测算,2000—2016年,在半导体、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和医疗器械等领域,中国对美国专利引用占比约为1/3,分别达到35.7%、22.6%、28.5%、39.1%和33.2%。中国在这些领域对美国专利引用依赖度远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这种依赖并非体现在产业链的个别环节上,而是体现在产业链的很多环节中。与此同时,中国的创新链对美国的依赖也较大。2013—2017年,中国发表人工智能论文数量排名第一,美国第二,其中,美方开展国际合作最多的是中国,双方合作论文高达4000多篇。2017年至2020年6月,从中国学者在Nature上的合作发文看,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学者独立发文数占比为16.7%,但与美国学者合作发文数占比却高达33.33%;在电子信息领域,中国学者独立发文数占比与和美国学者合作发文数占比相当;在能源领域,中国学者独立发文数占比为25.0%,与美国学者合作发文数占比高达62.5%;在生物医药领域,中国学者独立发文数占比为20.2%,与美国学者合作发文数占比高达65.1%。对美依赖的上述特征同样体现在Science发文上。以生物医药领域为例,中国学者独立发文数占中国学者总发文数的比重为29.9%,但与美国学者合作发文数占比高达53.7%。2018年,中国知识产权进口358亿美元,出口56亿美元,贸易逆差302亿美元,其中,对美知识产权进口约占1/4。2018年,赴美留学人数超过36万人,占比接近六成。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美国实施了一系列技术霸凌主义做法,核心技术或重要软件禁止中国使用。由于中国创新链对美依赖较大,美国的技术霸凌主义会给中国依靠创新链结构升级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带来巨大冲击。

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路径选择

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因素包括终端需求、要素供给、区域产业布局、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等,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路径因而可从突破这四方面的约束入手加以探讨。

1.突破需求层面约束的路径选择

(1)以财税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巩固中低收入群体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中的强基作用。收入是个体需求的直接约束条件,提升微观主体总体收入水平,是需求扩张的重要手段(樊纲,2010)。现阶段中低收入群体在中国消费者主体数量中的占比依然较高,要充分发挥财税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何志敏,2003),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增强需求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水平中发挥战略基点作用的群体基础。一是加强直接税种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一方面,要降低劳务收入、工资收入、薪金收入等劳动所得收入的征税边际税率,减少劳动所得收入纳税的税率层级,提高纳税免征额,推动征税方式由分类征收向综合与分类征收相结合、综合征收的方式转变;另一方面,对于非劳动所得收入要实行精细化、差异化分类征税管理,合理设置投资性收入纳税起征点和税率结构,并加快出台遗产税、房产税等重要直接税种征收细则,通过收入再分配提高劳动者群体购买力,扩大内需规模。二是根据商品需求价格弹性和消费者群体特征优化征税商品范围和条目设置,探索建立差异化、精细化的征税商品条目及税率范围,避免企业将税收成本转嫁给需求价格弹性小的消费者,提高消费者购买力。三是继续扩大实施企业减税降费规模,出台阶段性减税政策和针对性减税政策,更加关注创新型企业和优质企业,减少对僵尸企业、劣质企业的资源投入,以优质企业需求侧规模扩大带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四是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引导农村人口到城区就业和居住,通过实施乡村振兴计划,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释放农村需求潜力。

(2)发挥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替代和挤入效应,充分释放居民消费需求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中的潜能。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政府主动创造市场需求的有效手段,也是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中居住、医疗和教育支出的较高负担限制了居民对于其他商品的购买能力,导致高端产品需求不足。因此,要充分利用政府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支出,特别是民生性政府支出对于居民消费的替代效应和挤入效应(刘小川和汪利锬,2014),实现产业链供应链与民生性政府支出同向升级。一是扩大民生性政府支出,进一步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能力,提高公租房供应数量和比例,坚决遏制商品房价格非理性上涨和投机性上涨;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深化改革,积极调整医疗保险目录,进一步推动基本医疗全民覆盖和完善多层分级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学前教育纳入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务拓展到高中阶段,着力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释放居民对于需求种类和需求质量的要求。二是优化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结构,积极探索使用委托、承包、外包、特许经营等市场机制,在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同时降低政府一般性公共服务支出成本(项继权,2008),避免政府财政压力转移给居民。三是积极探索建立民生性公共服务支出的应急保障体系,针对疫情、地震、洪水等特殊冲击采取对冲措施,减少特殊事件、特定风险等不确定性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冲击。

(3)以城市群、都市圈建设为着力点,创造消费者市场,推动采购商驱动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离不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有效推进。要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对于形成采购商驱动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带动作用。一是通过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打破区域间市场分割,加强中心城市对于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区域整体的需求质量提高。二是加快推动区域多中心和城市副中心建设,着力提高城市交接区域、城乡结合区域、周边县城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产业配套设施建设水平以及公共服务设施保障水平,提高城市群、都市圈整体协调发展水平。三是围绕都市圈建设,为形成具有引领地位的领头采购商、零售商的发展壮大、作用发挥创造良好环境,形成一批供应链城市。

2.突破要素供给层面约束的路径选择

(1)提高要素利用效率,优化产业链供应链要素投入结构。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大量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促进要素更高效率的使用,提高单位要素的产出价值。一是实现由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的转变。依托中国人才强国战略积累的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优势,转变要素禀赋结构,增强人力资本与产业链供应链的匹配效率。二是根据产业链供应链分割的要求,加强更专业化的人才培养;培养跨领域、跨行业、交叉学科人力资本,发挥复合型人才在产业链供应链间的“粘合剂”作用。三是构建适应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借助区块链、物联网、5G、生物识别、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搭建服务上下游企业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发展,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政策,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参与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融资困难。四是构建公平与高效的土地配置、流转体系,协同做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的土地资源规划与配置。五是培育一批具有领头作用的制造商,充分发挥其在关键技术突破中的主体作用,发挥其在创造新市场中的引领作用。

(2)充分发挥数字等新型要素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升中的作用,促进数字等新型要素与其他要素的深度融合。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价值的重要来源和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面临重大变革,必须抢占新型高级要素使用的先机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一是加强对新型要素的培育和获取。推动对生产和消费环节现场产生的实时数据及时获取和存储,借助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深度挖掘数据要素价值,发挥数据要素非损耗性和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打破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信息孤岛,降低数据要素使用成本,实现数据资源的“虚拟集聚”。二是促进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有机融合。将数据要素的使用贯穿产业链供应链各个环节,发挥其对其他生产要素的“催化剂”作用,促进“劳动+数据”“资本+数据”等要素深度融合模式发展,形成“数字经济新劳动者”“数字金融”等要素组合新形态。三是以新一代数字技术融合为创新点,增强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通过数字化加快产业链供应链内的信息传播和交流速度,降低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推动企业通过运用大数据更精准地刻画消费者需求,进一步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和创造新的需求(张峰和刘璐璐,2020);推动运用数字化技术和新型要素重塑产业形态和商业运行模式,打破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空间隔阂(张梦霞等,2020);通过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应用,加快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从而增强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能力,促进需求结构、层级和产业链供应链精确匹配。四是完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和监管机制。数据作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应发挥市场在数据要素定价、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应加强数据的监管,完善数据资源使用的法律法规。

(3)推动要素市场改革,加速要素自由流动,促进产业链供应链要素配置整体效率的提升。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必须消除要素在产业链供应链内及产业链供应链间流动的阻碍。一是厘清市场和政府在产业链供应链要素配置中的作用边界,减少行政干预对产业链供应链内及产业链供应链间的要素配置扭曲,充分发挥市场对产业链供应链要素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确保参与产业链供应链的市场主体公平获取生产要素权利,通过市场竞争促进要素流向收益率最高的产业链供应链节点,在要素市场出清条件下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政府监管的重心要实现向重视生产者主权向重视消费者主权的方向转变。二是协调局部和全局效益最大化目标间的矛盾。实现全国“一盘棋”的要素统筹配置,杜绝各地“人才争夺战”、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恶性竞争等对要素资源的不公平竞争,避免过度的或恶性的税收竞争引发的地方保护、市场割据和重复建设等问题,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布局。

(4)实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导向型产业政策。当前产业政策侧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聚焦于特定产业门类或者代表性企业,但缺乏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导向型产业政策,制约了产业政策效能的发挥,因此,必须加快制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导向的产业政策以适应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发展的新要求。一是加快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政策。充分发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拉长长板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首要任务;探索突破关键技术和核心环节“卡脖子”问题,补齐短板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关键领域;强化产业链供应链技术备份和生态系统构建,增强韧性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环节。二是加快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政策。制定面向全产业链的创新政策,充分发挥产业链供应链“链主”型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中小企业“隐形冠军”做优做强,形成面向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创新链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技术创新由引进吸收为主转向自立自强,提高关键技术环节的国产化比例,鼓励上下游企业实现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相结合;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与现有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构建“互联网+”“5G+”等融合创新模式。三是加快形成产业链供应链效率政策。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化原则,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有序、良性竞争,降低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成本;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化发展,建立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补偿机制。

3.突破区域产业布局层面约束的路径选择

(1)以“国家先进制造业中枢—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园区”协同联动为基底,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复合有序的区域产业空间体系对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培育不同空间尺度联动的产业链供应链“根据地”。一是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重点城市群、都市圈,要将其建设成为以技术创新策源与中试孵化地为核心职能,能够引领区域不同类型产业链供应链实现路径突破、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先进制造业中枢和消费地带。二是以强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的战略支柱为目标,推动各省份围绕主导产业加快建设以专业化为导向,以环节优化、区域协作为基础的“世界级—国家级—省级”三位一体先进制造业集群梯队,并在招商引资、土地指标分配、人才引进、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予以省级统筹与政策扶持。三是以夯实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良性分工的战略节点为目标,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框架下的错位竞合型产业园区,推动有条件的相同地市或毗邻园区共同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共同编制园区主导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指南与分工目录。

(2)以协同共生的区域创新体系塑造为支撑,助推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技术节点实现路径突破。聚焦原始创新,高质量联动区域创新体系与区域产业发展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内生动力,因而在空间维度,应着力构建创新平台、要素、资源与产业链供应链关键技术节点的交互映射关系。一是在系统评估国家、区域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与“卡脖子”问题的基础上,聚焦共性技术路径突破的重大需求,高水平建设一批产学研用一体化相结合的国家级、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二是积极推动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与相关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展开“一对一”对接,并与链群之上的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围绕关键技术节点,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三是鼓励制造业创新领军人才积极参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建设管理工作,探索由领军人才与省、市领导联合或轮值担任“链长”的“链长制”模式。

(3)以双向并进的产业转移协作为触媒,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跨区域融通协同。既往经验已经证明,产业转移协作是突破区域梯度势差制约的重要政策工具。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大背景下,应着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双向并进产业转移协作体系。一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供应链整体与新兴产业的关键生产、配套环节并举为承接目标,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要加大已具备一定经济基础、具备较为广阔城镇化与工业化空间的城镇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着手布局更多的、聚焦特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家级、省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二是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逆向飞地”经济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围绕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研发、中试环节“逆势而上”,在国家先进制造业中枢或一些先进制造业集群布局“飞地”经济平台,主动借势“强链”,并予以成本分担、税收分成、人才异地共享、要素联动配置等跨区域政策扶持。三是在老工业基地城市与资源型城市全面推进双向产业转移协作,助力其更为顺畅地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4)以“链—图—策”全景动态的数字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治理模式为制度保障,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治理水平。大数据、云计算、开源地图引擎与机器学习等数字化技术的日趋成熟为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全景动态治理提供了可能。应以此为契机,创新区域产业治理模式,数字化关联产业链供应链、产业地图与产业政策,开发先进的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地图系统。一是基于地图系统对“国家先进制造业中枢—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园区”体系进行全景绘制与演化进程动态监测,形成不同空间尺度、行政端口的定期体检与风险预警机制。二是引导不同空间尺度、类型的产业链供应链入图上“云”,并对纳入链群管理的每一家企业实施统筹接入、汇总管理、发展能级测算与链条参与度评估(周麟,2020),精确摸底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三是将地图系统作为重点产业政策制定的必要数字化平台,并通过AI计算、ABM模拟仿真等方式将政策落在区域空间之上,为区域决策(全局计算)、链群决策(局部计算)与企业决策(微观计算)的合理高效与协同优化提供客观、准确依据。进一步而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地图系统不应仅如美国集群地图、欧盟产业集群组织平台一般是“可以动”的线上地图,还应扮演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角色。

4.突破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层面约束的路径选择

(1)以外商投资营商环境优化为基本点,稳外资外贸稳产业链供应链。全面深化外商投资体制机制改革,战略性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先进制造业、关键核心科技等领域集聚。立足中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积极鼓励外资投资新兴产业,铸造新兴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部分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坚持公平竞争原则,为外商投资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保障市场主体平等准入和公平竞争,不断吸引外部高端要素投入到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之中。深入推进行政审批、政府监管、公共决策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与体制创新,促进实现办事准则与国际接轨、政务公开透明、审批简化高效、办事方便快捷、资源公平分配为特征的高效发展软环境,为外国企业、外国投资参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提供更大的便利。

(2)打造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发展新样板。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优势,兼顾向西开放与向东开放,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商品、要素虹吸能力,推动构建中日韩+蒙俄、中日韩+新亚欧大陆桥、中日韩+中亚西亚、中日韩+中南半岛、中日韩+巴基斯坦、中日韩+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升级版”,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与边缘环节全方位、多维度、宽领域合作,强化中国生产制造核心的地位,促进日韩在优势产业中扩大经济腹地,共同推动亚洲区域价值链双向环流内部化,强化区域内部劳动密集型、区域生产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深度合作,推动相关产业向东盟等域内国家边际转移,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加强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各领域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例如,推动三星、LG、索尼、东芝等韩国、日本半导体及其相关产业龙头与中国企业的战略合作;推动日本丰田、本田等知名车企,韩国现代与中国一汽、东风、上汽、比亚迪等汽车整车企业形成战略联盟;发挥日本在插电混动、纯电动等新能源汽车核心领域技术优势、韩国在工业设计和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配套能力强的比较优势,通过区内资源的有机整合共享,进一步提升头部企业间的合作收益。

(3)推动全球创新链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协同支撑,推动区域创新链建设。由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不断深化,其科学技术基础也日趋复杂,从而意味着任何国家、组织可能在某些领域处于前沿地位,但不可能全面领先,必须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张其仔和许明,2020)。一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主动设置全球科技合作主题,打造全球顶尖科技合作创新中心。以我为主场,打造全球顶尖的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科技创新合作中心、全球顶尖的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问题科技创新合作中心和全球顶尖的反贫困问题科技创新合作中心等,提升对全球顶尖科学家的吸引力和全球各层次研究机构与我合作的内生动力和正能量。二是深化中日韩欧创新合作。在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对日韩欧的专利引用仍处于较低水平。在半导体领域,中国对日本、韩国和欧洲专利引用占比分别为5.4%、0.5%和1.3%;在航空航天领域,中国对日本、韩国和欧洲专利引用占比分别为8.3%、1.0%和2.1%;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对日本、韩国和欧洲专利引用占比分别为3.3%、0.4%和0.9%;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对日本、韩国和欧洲专利引用占比分别为7.2%、0.6%和1.3%;在医疗器械及影像设备领域,中国对日本、韩国和欧洲专利引用占比分别为4.9%、0.3%和2.6%。因此,从创新合作的空间看,中日韩欧合作空间较大。可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内区域大型科学仪器、科技文献、专业技术服务、资源条件保障、技术转移系统等五大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基础上,加大与欧日韩相关机构的合作力度。协同推进知名高校相互开放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和科技经济基础数据等信息资源。着力完善各种服务平台和数据中心的标准制订与功能设计,解决“信息孤岛”问题,逐步打造一体化、高效共享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网络体系,降低创新成本。三是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增进合作伙伴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加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司法合作,为国际技术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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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作者简介:

张其仔,课题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许明,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诸竹君,课题组成员,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秦宇,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周麟,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孙天阳,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来源: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文章首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02期。